李隆基在扫清太平公主余党、彻底将皇权紧握手中后，目光第一时间便投向了大唐吏治的沉疴——韦后乱政留下的“斜封官”积弊。

这场始于中宗时期的官场闹剧，早已像毒瘤般侵蚀着帝国的行政根基，若不连根拔起，所谓的“中兴”不过是镜花水月。

彼时的“斜封官”已泛滥到惊人地步。韦后与安乐公主掌权时，凡依附者、行贿者甚至奴仆亲信，只需通过她们递上一份斜封的任命状，便能绕过吏部铨选，直接获得从五品到七品的官职。

据吏部档案记载，仅景龙三年一年，斜封官便新增两千余人，京城官署人满为患，有些职位竟同时有三四人任职，公文往来时互相推诿，百姓办事连找对官员都难如登天。

李隆基即位当月，便召来吏部尚书刘幽求，掷下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令：“凡景龙以来，非由制敕正途授官者，悉罢之。”

他特意强调，斜封官的任命“虽有中宗手迹，亦属私恩，不可为法”，彻底否定了这类官职的合法性。

为防止漏网之鱼，李隆基命人将中宗时期的授官名册与吏部正规选官记录逐一比对，发现有三百余名斜封官已通过钻营混入三省六部。

其中，安乐公主的乳母竟官至正五品的尚食局奉御，负责皇帝膳食。

韦后亲戚的家奴，靠着“斜封”成了掌管宫门钥匙的宫门丞。这些人被罢黜时，有人抱着官印哭嚎，有人拿出韦后时期的“免死铁券”试图抵抗，李隆基却不为所动，下令“敢有滞留不去者，以抗旨论罪”。

短短一月间，数千名斜封官被扫地出门，长安街头常见昔日身着绯色官袍的“大人”，如今穿着便服狼狈离京。

这股雷霆之势不仅震慑了官场，更让百姓看到了新帝整顿吏治的决心——洛阳城有百姓自发在街头焚香，称“终于不用再给那些‘斜封官’送钱才能办事了”。

罢黜斜封官只是第一步，李隆基知道，若不重构选官体系，私权干政的漏洞还会被重新利用。

他吸取教训，从三个方面筑牢制度防线。

重申“三铨制度”：规定官员选拔必须经过吏部“三铨”考核——“书判”考公文写作与司法判断，“身言”察相貌举止与言辞逻辑，“德行”由地方长官出具考状。

任何环节不合格者，即便有皇帝特批也不得授官。

设立“御史监选”：命御史台派遣御史全程监督吏部选官，一旦发现考官收受贿赂、徇私舞弊，当即弹劾，与行贿者同罪。

仅仅是开元元年，便有两名吏部侍郎因收受斜封官旧部的贿赂，被李隆基贬至岭南，终身不得回京。

严控“恩荫”范围：此前，皇亲国戚的子孙哪怕是襁褓婴儿，都能靠“恩荫”获得官阶。

李隆基规定，亲王之子需年满十五岁、经国子监考试合格才能得官。

外戚的恩荫上限不得超过从六品，且必须有实际政绩才能晋升。

他甚至驳回了自己岳父窦孝谌的请求——窦孝谌想为幼子求一个正七品的京官，李隆基回复：“朕为天子，当示天下以公，岂敢以私恩乱国法？”

这些举措让选官权重新回到吏部手中，科举出身与基层历练成为官员晋升的主渠道。

开元初年的新科进士中，有七成来自寒门，如后来的名相张九龄，便是通过科举入仕，凭借才学一步步登上相位。